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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我這樣說，一定有人不以為然。反駁我： 「你說『不乖』才好，但殺人、搶劫、打架也是不乖啊。難道這樣也可以嗎？」 殺人、搶劫、打架當然是不對的事。但很多人把「不乖」等同於做「不對」的事，這樣的說法是有問題的。事實上，所謂的「不乖」，指的應該是一種反對「不加思考就聽話、順從」的態度。一個乖的人，待在腐敗、犯罪、落伍的群體中，做出來的反而是貪污、違法、無效率的壞事。因此，重點不是「聽不聽話」，而是，事情有沒有經過自己的思考與價值判斷。如果經過自己的思考與價值判斷之後，是「好」的、「對」的事，當然要義無反顧去做。反之，就要有勇氣戒除、拒絕。 我再說另一個故事。 我們家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曾經不寫功課，聯絡簿一拿回家裡，常常滿篇都被老師寫滿了紅字。為了這個，兒子常常和媽媽有意見衝突。後來兩個人鬧得雞飛狗跳，媽媽只好請我這個爸爸出面處理。 很多家長處理這種事的基本邏輯就是以「完成功課」為前提，在這個前提之下，展開威脅利誘──不用說，這樣的威脅利誘當然是以「乖」為前提的。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。在我看來，我的小孩好不容易對他的世界開始發出問題，開始有了不乖的「叛逆」思考，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不可輕易錯過。 我把決定換個角度，順著小孩的思路，從「不乖」為前提來思考問題。 如果要不乖的話，我們開始討論：怎麼樣才可以不寫功課呢？ 小孩一開始聽到我的議題當然是一臉狐疑的表情，不過很快他就感受到，我是認真的。沒多久，我們就想出了不少辦法（雖然兒子覺得不太可行），這些辦法包括了： 一、我把印章交給他，讓他自己在聯絡簿上蓋章。 （小孩問：「可是功課沒寫，老師如果打電話來問我會怎麼說？」我說：「我當然實話實說，說章是你自己蓋的。我可不能幫你說謊。」這個提議立刻就胎死腹中了。） 二、或者，我打電話請老師允許他不要寫功課。 （小孩問：「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不寫功課，同學會怎麼看？」我說：「別的同學要怎麼看你，我實在無能為力。再不然，我打電話給所有的家長，請他們叮嚀他們的小孩，去學校不可以嘲笑你。」當然，這個提議也出局了。） 三、最後，我們又想出了一個辦法：根據「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炎」的外科法則，如果不上學也就沒有功課了。（我表示可以向教育局提出在家自主學習的申請，這樣他不用去學校上學，也就沒有功課，更沒有蓋章或者是同學看法的問題了。） 小朋友聽了，似乎覺得這個方案有可行之處，不過為了慎重起見，他希望我讓他考慮三天。 我欣然同意。 在這三天的時間之內，他到處打電話諮詢親友團的意見。親友們大部分當然都不贊成只為了不寫功課不去學校上學。由於他這麼到處打電話，同一時間，我也接到不少關切的電話（包括我親愛的老媽），承受不少壓力，但我決定保持沉默。 就這樣過了三天。 三天後，在晚餐桌上，他鄭重向我們宣佈，經過慎重考慮的結果，他決定── 還是要去學校上學！ 「為什麼是這樣的決定呢？」媽媽問。 「我想，學校有很多的同學，不但如此，學校還可以培養我們德、智、體、群各方面……」這──可──有──趣──了，聽起來完全像是校長在升旗台上精神講話的口氣。 「所以？」 「所以，我想我還是去上學好了。」 「那不想寫功課怎麼辦？」我問。 「其實功課沒有那麼麻煩啦。」 「搞了半天，」我抱怨：「什麼都沒有不一樣嘛。」 「雖然外表看起來差不多，」他指著腦袋瓜說，「可是這裡不一樣。」 「有什麼不一樣？我看不出來啊。」 「你當然看不出來，」他說：「可是真的不一樣。因為，我想過了。」 這個故事我在《我的天才夢》裡面說過了，不過，故事還有後續發展。此例一開，大兒子嘗到甜頭，進一步想全面檢討其他那些「沒有經過他同意」的課外活動。於是我們只好把他的時間表拿出來，從學英文、游泳、鋼琴，一樣一樣重新確認。 「我對鋼琴課沒興趣了。」他說。 「為什麼？」我問。 「因為太無聊了。」 「無聊？」 「嗯。」他覺得鋼琴是女生彈的。 事實上，這件事他已經向媽媽抱怨過好幾次，媽媽雖然威脅利誘，成效顯然不彰。我想了一下，立刻拿起電話，打給住在樓上的老師，告訴她大兒子暫時不上鋼琴課了。 鋼琴老師是那種充滿愛心與耐心的老師。她一聽到大兒子想放棄鋼琴，立刻憂心忡忡地勸我要多鼓勵孩子、要孩子再堅持下去云云，可是我不為所動。在我的堅持之下，老師無可奈何，最後只好勉強同意我的決定。 放下電話之後，大兒子的表情有點愣住了──沒想到這個夢寐的希望這麼容易就達到了。看得出來他很高與，但還故意裝出一臉「哀衿勿喜」的表情。 這時門鈴忽然響了，大兒子跑去開門，原來是在樓上上鋼琴課的小兒子課程結束回來了。 我很清楚地聽見他用高八度的聲音，亢奮地對弟弟叫嚷著：「欸，我不用彈鋼琴了，欸，欸，欸……我從此不用彈鋼琴了。」 我走到門口對小兒子說：「哥哥說他不想學鋼琴，我已經答應他了，」這事得一視同仁才行， 「你呢？你還想學嗎？」 「想啊。」弟弟正津津有味地吃著老師獎勵他的棒棒糖，「棒棒糖好好吃，而且老師還有好幾種不同的口味我都沒吃過。」 「你確定要繼續上下去？」 他點點頭。 從此我們家開始變成「一國兩制」──弟弟繼續學鋼琴，哥哥則快樂地享受他爭取來的自由。每當弟弟練琴時，哥哥總會有意無意地就跑到鋼琴旁炫耀。 「好舒服噢，我又Ｋ完了一本《哈利波特》。」再不然就是：「你知道嗎？電視上正在轉播ＮＢＡ球賽，到現在Michael Jordan已經一個人獨得五十二分了。」…… 弟弟不屑地看了哥哥一眼，繼續練習他的鋼琴。 就這樣經過了三個月。 有一天，弟弟上完鋼琴課從樓上下來，在門外猛按門鈴。哥哥去打開門。 「什麼事啦，」哥哥看了弟弟一眼，「這麼興奮？」 […]

根據辭海的解釋，所謂『乖』指的是：孩子懂的道理而不淘氣。換句話，『乖』指的是順服。 也許有人要問：這樣的乖有什麽不好？ 在我看來『懂的道理，不淘氣』沒什麽不好，問題出在這個孩子懂的『道理』到底對不對，有沒有道理。 先來講個故事吧。 我有篇文章被收錄進國文教科書裡去了。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屆讀到這篇文章的9年級學生。他們班上的同學就對他說： 『你回去問你爸爸，他這課到底要考什麽？』 於是兒子跑回來問我。 我不聽還好，一聽了差點沒昏倒。我生平最痛恨考試了，沒想到自己的文章變成了別人考試的題目。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自大學聯考（現在叫指考）之後，第一件是就是把論語、孟子這些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拿去燒掉。 （望著熊熊一陣火心裡還一陣快意暢然……） 我抓了抓頭，尷尬地說：『我真的不知道學校老師會考什麽耶……』 『可是，』兒子著急地說：『你是作者啊。』 『問題是我當初寫這篇文章的目的，並不是爲了讓人拿來當考試題目的啊。』 結果我當然想不出什麽題目來。 後來學校真的以那課的課文為範圍考了一次試。 兒子考完試之後，我突發奇想，請他把考卷拿回來讓我也考一考。 本來不考還好，一考之下我發現我不會寫的題目還真多。我寫完了試卷，兒子對照答案，竟只得到八十幾分。兒子用著沉痛的表情告訴我： 『爸，你這個成績拿到我們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、四名。』 我聽到是有點愣住了。考十三、四名當然成績雖不是很糟，但這起碼表示：我們的制度更認同那十二個比我分數更高的同學。 那十二個考得比我好的同學當然很值得驕傲。但我擔心的不是他們。而是我們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後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？ 這實在很可怕。如果所有的人都很『乖』，家也全循規蹈矩地變成了拿高分的考試高手，將來誰來當作者寫文章給大家讀呢？ 這樣的學習制度當然是有問題的。 本來，學習國文的目的是為了要培養學生欣賞作品的能力，並且在欣賞的過程中學習到用中文表達的能力。然而，在這樣的制度下，學生的思考全被文法、辭性這些技術性的問題給占據了，以致於考試能力固然很強，但卻加深了他們對中文的疏離。這樣的疏離，不但使學生失去了從閱讀得到感動、思索人生的機會，甚至連將來寫出通順流暢的文章也都大有問題。因此，就算國文考得了高分，又有什麼意義呢？ 雖然這只是我們可以舉出來的千千萬萬個例子之一，但這樣的例子也正是『太乖』了的最大的風險之所在。這樣的風險在於： 一旦主流思考錯了，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。 東方文化向來重視傳承，不聽話的孩子叫『不肖』（意思是，孩子和父母親不一樣。）孩子聽父母親的話叫盡孝，臣子聽君王的話叫盡忠，於是我們有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傳統，有了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……這一脈不能違背的前輩。在這樣的文明裏，一個後代最了不起的德性就是做到把先人的想法『發揚光大』。 問題是，這就是一切了嗎？ 先人就不出錯嗎？如果從黃帝開始就是錯的，我們怎麼辨呢？就算黃帝是對的好了，一直到了堯、舜、禹、湯，假如就在湯的時候時代發生了巨大的改變，誰又敢保證黃帝時代的看法，到了湯的時代，一定合適呢？ 一旦如此，誰有能力讓那些錯的改成對的？ 『乖』的文明固然能夠擁有穩定性，卻缺乏對變動的適應能力。這樣無法「自我改變」的文明當然是危險的。 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： 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艷麗、翅膀肥厚的『肌肉男』型公雁鵝，同種競爭的結果，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愈艷麗，翅膀也愈肥厚。不幸的是，鮮艷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在暴露，肥厚的翅膀更減緩飛翔的速度。這一切「同種競爭」的優勢正好是「自然競爭」的劣勢。於是，一代一代下來，雁鵝在大自然中，瀕臨了滅亡壓力。 就某個程度而言，這些『肌肉男』型的公雁鵝，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『乖』孩子，也得到了一定的回報。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，他們同種競爭優勢，反而更加速了他們被淘汰的速度。 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：順服主流，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，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，是不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。 因此，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：『吾愛吾師，但吾更愛真理。』 用東方的標準來說，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『真理』更勝過愛『老師』的學生當然不乖。 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？ 答案再清楚不過了，如果愛老師是『倫理』法則的話，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『生存』法則。對一個群體來說，當然沒有比『生存』是更加迫切的法則了。 也許有人要問：『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？』或者：『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？』 倫理法則固然重要。但是沒有人規定『倫理』法則一定要跟『真理』法則抵觸啊。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。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，就是為了找出證據，推翻前人或長輩的說法。這樣的推翻被稱為『創新』。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。 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，有了這種『青出於藍、更甚於藍』的學生，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。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『不肖』、『忤逆』，他的研究、論文，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最佳的砥礪。我在醫學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師的看法，他不但不會生氣或把我逐出師門，反而會因為「名師出高徒」而感到沾沾自喜。不但如此，這樣的文化也激發了老師再接再厲，有了必須推翻學生研究的壓力，這種師徒競爭的熱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。 在這樣以『真理』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，形成了一種視『不乖』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。不像『乖』文明不可逾越的一灘死水，『不乖』文明擁有能隨著時間『改變』的變革能力。在這樣的制度裡，儘管子不必肖父，徒不必肖師，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、累積。 2 或許有人認為，『不乖』固然創新，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。就算老師說的不見得一定對對，但相對之下，至少錯的機會少吧。假如說老師只對70%，那麼乖也還是比不乖成功的機率大點啊。 在我看來，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。 摘自【不乖——比標準答案更重要的事】7/5/2010 發行